消隐患，筑安全防线--西北空管局雷达室多措施保障跑道运行安全

生活在这个监狱一般的国家，你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读书求学，也不能自由从事商业活动，你唯一能做的，便是努力为政府耕田，在战争中砍下一颗敌军的脑袋，这颗血淋淋的脑袋，可以使你在这个监狱系统中升一级。

当然，从诗书中的上帝信仰到墨子天志兼爱的学说，还是有其进步性的，墨子明确地提出非命的主题，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争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次，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敬畏上天，兼爱天下的百姓，兼爱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执政伦理。

敬天之渝，无敢驰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说：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墨子》一书频繁引用上古文献来加以说明，从《泰誓》到《禹誓》，从《汤说》到《誓命》，从《大夏》到《禹之》从《百国春秋》到《仲虺之告》。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亓不至。法其言，用其谋如果真的用中于利，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则是仁也义也，否则，就是非仁非义。

平民慎染而修身，也可以为贤。这对于历经德国纳粹主义和俄国斯大林主义文革式浩劫的现代社会与中国，无益是一贴镇定剂。哈耶克的这一划分标准，很大程度上无视现代思想史中的重大问题——所谓古今之争。

可见，秦律也是鼓励为了天下利益而大义灭亲的。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完全的警察国家。当然，墨家内部已经按照类似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方式建成了严密的政教合一领袖政治格局，可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天下诸侯众多，墨者要借君行道，就必须先借助诸侯或其它封君贵族的力量。

不允许读《诗》、《书》，书籍遭到焚毁。到了秦朝在全国推行焚书坑儒之后，儒者更是直接参与了武装反抗。

《墨子·尚同中》：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诛罚之。这些武装化且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墨者，都紧密凝聚在一个叫做钜子（又称巨子）的政教首领控制之下，领袖一发话，就能全部赴汤蹈火。生在这个警察国家，你活着唯一的任务，就是不断制造和不断抢夺脑袋。蒙文通早就发现，在《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中，多有秦制，他推测这些篇章是秦墨的作品。

这位秦之墨者唐姑果，显然并不是秦国人，而是来自山东六国，因此秦王才会向他询问谢子的情况，而他也对谢子了解，可知他也是东方六国人，被秦制度吸引而来。[34] 庞朴：《初读郭店楚简》，载《历史研究》1998年4期，第8页。可见，秦朝这一警察国家要彻底毁灭学术自由，从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儒家除了在孔壁中藏书以保存文脉之外，还大批投奔陈涉的反秦武装。《战国策·赵策三》记载，战国时期，秦王想称帝，包围邯郸，鲁仲连前往赵国，坚决反对，称如果秦王称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

相反，很多历史证据表明，墨家与秦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权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而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32]。

值得注意，在战国一直到秦朝，没有墨者反抗秦的记录，所能看到的，却是墨者积极与秦合作。这就足以说明，在自由主义看来，同情、怜悯、帮助弱者这些近似兼爱、非攻的伦理，本身是好的，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如伍长、什长、亭尉、县令、县丞、县尉、乡三老，这些全部是秦的制度。因此，巨子即墨者集团的伟大领袖。显然，这是一种概念的混乱。随着巨子孟胜与其一百八十三名徒众在阳城的战火中覆灭，巨子被传到了宋国的田襄子。[12]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0页。血淋淋的脑袋，多么诱人的脑袋。

云梦秦简律法中就有所谓公室告，如贼杀伤、盗它人等，秦律鼓励公室告，甚至认为，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应该听从[27]。[44]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为了实现那种最高的自由，我们可以限制或者取消低级的消极自由。[22]《昌黎集·读墨子》。

这种想法，古今中外，都有例子。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双向选择[34]。

墨者认为，为了拯救天下，从巨子到普通徒众都必须上刀山、下火海，兼爱天下，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提到，尽管政府受命于人民，但一旦这个政府滥用职权，那么人民便有权用强力来加以扫除。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45]。根据钱穆观点，墨子死于公元前390年[15]，这就说明，早期墨家尽管已经建成了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严密组织，但还未想到将整个社会建设成伟大领袖严密控制下的大家庭，因此墨子死后九年，尚在与坚持反对法家政治的阳城君合作。

在这一组织中，墨者仅为其领袖之工具而已[9]。[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李竞恒2012年9月20日于成都狮子山--------------------------------------------------------------------------------[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6—109页。[10]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5页。

[13] 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载《历史研究》2009年5期，第37—38页。[25]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216页。

为此，墨者分两步，进行了两次实践。[9] 杨宽：《墨学分期研究》，自《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8页。无独有偶，早在冯友兰著作之前，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就已经敏感到：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进入专题： 墨家 奴役 。

这一理论，正是试图将墨者组织内部实行的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可恰恰相反，那些最坚决反对秦制的人，恰恰是素来以温良恭俭让而著称的儒家。

黑帮组织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首领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为此不惜自我牺牲。琼·罗宾逊教授则认为自由是个靠不住的概念，独立教会、大学、学术团体、出版社、歌剧院等都是不好的。

这种鼓励向专制君主告密的立场，与出土秦律非常相似。[6]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 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